「Deep down, I am still a baby.

一九九一年,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改制为世界传播学院,就有资格成立研究所,成露茜被父亲成舍我召唤回台湾时,便想到要成立一个她理想中的研究所──社会发展研究所。

这便是成露茜看到的「天时地利人和」,因为这时期的台湾就像七○年代初期的美国一样,旧体制、老传统遭受挑战,充满理想、追求自由的人民要求翻转不合理的现状。在这种氛围下,成露茜说服接手世新大学校长的姊姊成嘉玲,她眼睛闪耀光芒,理直气壮地推动理论结合学术的社会发展研究所。

Lucie从未否定自己年轻时的理念和梦想,她的眼睛总是闪闪发光,一如最初孩提时的纯真模样。

成舍我创办世新大学,校训就是「手脑并用」,和成露茜强调的「理论结合实践」相辅相成。成舍我在弥漫肃杀气氛的戒严时期,曾经收留和包容了许多异议分子,现在他的小女儿返回台湾,也鼓吹年轻人勇于批判社会、改造社会。成露茜说:「台湾经济挂帅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,有性别的、有移民的、生态的、环境的,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来探讨这些议题。同时,在台湾的这几十年当中,也培养了不少的社运份子,这些社运份子,有的在国外唸书,有的在台湾学校里任教,甚至在各种民间团体里服务,相同的是,他们都持续关注社会议题。」

虽说天时地利人和齐备,但是,世新大学成立社会发展研究所的过程仍然极为漫长艰辛。一九九四年七月,世新大学第一次向教育部高教司提出社发所的设立计画书,但教育部的委员们对这个毫无前例可循的研究所,十分陌生,有人开始提出各种质疑:「专任教师在哪里呢?」、「图书设备呢?」

教育部审查委员最大的质疑是「社会发展研究所」不脱社会学範围,有什幺特别呢?有必要独立于社会所,而另外成立一个研究所吗?审查委员又质疑,「社会发展研究所」的发展重点是研究超越国际(supra-state)的动向,一个宏观的国际组织研究,但学理上仍以发展理论为探讨的核心,以及对台湾社会问题的检讨,那何不在社会学研究所里讨论呢?审查委员还质疑,民间非政府组织、非营利组织虽然蓬勃发展,但是已经有许多相关研究所进行研究,社会需求没有想像的大,不必另外再成立社会发展研究所。审查委员们无法理解成露茜所谓的「社会发展研究所」和原本学术界成立有年的「社会学研究所」有何不同?

一九九五年,教育部正式驳回世新大学的申请。直到一九九六年之前,成露茜和教育部一来一往,不断地申覆沟通,但教育部依旧不同意设立社会发展研究所。成露茜开始检讨申请的过程是否出了什幺问题?

成露茜透过许多人脉去了解审查内幕,发现原来她碰触了社会学界大老的地雷,才导致申请案无法顺利通过。原来评审委员中不乏社会学界大老,大老们认为,社会学可以囊括社会发展的全部,何必搞什幺社会发展研究所呢?「那个美国名校教授成露茜一回国,就想瓜分台湾社会学界的专业地盘吗?」学术就是政治,论述则是斗争的手段,毕竟学术界是壁垒分明、充满政治角力的小社会。成露茜透过人际关係,身段柔软地一一拜会社会学界大老,不屈不挠地沟通她心目中的「社会发展研究所」。

成露茜告诉大老们,社会发展研究所是跨社会科学领域的,包括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历史等,不能侷限在社会学里,国际上以社会发展为焦点的系所,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社会学系、英国萨赛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,都仅做关于「发展」的研究,没有行动与实践的元素。她说,社发表绝非意在瓜分社会学研究所的资源,而是结合理论、强调实践的研究所,与传统社会学研究所差异甚大,台湾历经长久的政治不平衡发展,八○年代末解严后随着民主化,人民参与发展渐渐取代国家主导模式,因此发展研究更应该注入行动与实践。

成露茜花费许多时间,尽可能地说服这些社会学界大老,她妥协折冲的柔软态度,让许多筹备伙伴深感佩服,他们很惊讶原来Lucie并不是一个硬梆梆,理直气壮便往前冲的激情份子,而是为了达到目的,懂得弯腰、懂得妥协的人。

「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,教育部准许世新大学筹备社发所了,一九九七年时我们就开始进行招生。社发所的筹备是一个简单的经过,但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个案教材,关于教育体制与专业壁垒的问题,还有就是做为activist的坚持跟妥协,还有社会资本的问题。」成露茜说,社发所成立的时候,她和第一届的老师夏晓鹃等人,弄了一个十六字箴言:「有学有术、实践基层、回归理论、再造社会」。

「这包含我们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所有思考,我们要怎幺落实这十六字箴言?我们的课程设置、实习的时间、目的与实习单位的关係是什幺?还有师生关係,在这样一个所里,老师跟学生应该是什幺样的关係?」成露茜丢出许多问号后,并没有给答案。

社会发展研究所是一个在台湾,甚至可能是全世界首创的研究所。「首创」是成露茜的骄傲,也是社发所的困境,因为毫无前例可循可参考。「有学有术、实践基层、回归理论、再造社会」是一个伟大的梦想,但到底要怎幺做?

世新大学社发所的英文名称是「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」,而非社会学界认定的次领域「Social Development Studies」,成露茜明确地帮社发所的社会变革理念定位,「我把社发所的十六字箴言当作一种『真诚的召唤』。我们在召唤台湾对这十六字箴言有认同的师生,一起来做一件事。」

成露茜召唤了年轻的夏晓鹃,「妳帮我想想社发所的学生可以做些什幺吧?」一九九六年,透过社运前辈蔡健仁的介绍,夏晓鹃正式与成露茜会面,成露茜劈头就是这句话,完全放心、放手地让夏晓鹃实验运作。当时成露茜仍是UCLA的教授,台北、洛杉矶两地奔波,成立社发所之后,她并没有太多时间投注在社发所上,因此有共同理想的夏晓鹃在台湾扛起了执行者的角色。

「进入校园学习,是为了走出校园实践。」夏晓鹃说,当时台湾正式的研究单位并没有理论结合实践的风气,世新大学社发所是首开先例,而且强调实习是必修课,做为实践的练习,也希望社会运动者可以进入校园学习。社发所筹办时,正值台湾社区总体营造当红的阶段,成露茜和夏晓鹃希望可以吸引一些社造营队入校,夏晓鹃和蔡健仁特地下乡招生,到处打听各种社运活动,只要有学生营队就前往说明招生,首届招生六、七十人报名,其中不乏具备社会运动者。而社发所头先两、三年,也只有成露茜与夏晓鹃担任专任老师,因为成露茜希望专任老师必须具有社会运动背景,因此,直到一九九九年才有其他专任老师加入。

这个草创的研究所充满冒险犯难精神,在成露茜独特风格的领军下,打破许多传统刻板印象,各种实验充满挫败、失望、孤独,但种种的不成熟又令人着迷,吸引许多前仆后继者参与。

「在那里,我们每天有新的梦想,也有新的实验。」夏晓鹃说,因为成露茜台美两地跑,很多时候都是夏晓鹃带领一群学生,通宵达旦筹办各种活动,举凡「亚太妇女的吶喊」、「原住民学苑」、「游民工作坊」,还有编写国际合作手册等,而成露茜的所长办公室就变成大家的工作空间。所长办公室很大,不特别锁门,常不在台湾的成露茜将空间开放给大家使用,学生们很自然地使用她的电脑,累了就躺在她的沙发上睡觉。

有一回,一个学生在所长办公室里,大剌剌地用成露茜的电脑写报告,打字正打得如火如荼时,成露茜突然打开门走进来,两个人互看一眼,学生似乎不认为应该起身,成露茜也不觉得要赶学生走人,反而走到一旁的沙发,坐下看自个儿的书,学生则继续使用成露茜的电脑写报告。那场面突兀到难以理解,但是发生在成露茜身上,却显得理所当然。

创所初期,成露茜看到世新大学正要扩张的时机,鼓励系所增设博士班,她便提议社发所申请博士班,因为有博士班就可以有更多的资源。但是此提议却遭到夏晓鹃反对,夏晓鹃认为硕士班的课程犹未稳定,学生常有各种不满与抗议,根本没有能力设立博士班,这个拓展计画也因此未进行,成露茜对此也没有丝毫批评不满。

在社发所里,课程活动面临实验,师生关係、同僚关係也面临新的实验。

成露茜把许多美国经验複製到社发所,所务会议总是挑灯夜战开会直到深夜,会议中不乏师生争执得面红耳赤的场面,社发所的学生还成立学生会,统一管理工读金与奖学金,并採取「按需分配」的方式分配给需要的同学,这些做法都有亚美研究中心初期的影子。

还有,「定点实习」也看得出沿用亚美研究中心团队到中国城实践的影子,该门课是世新大学社发所课程中最特殊的一门课,要求学生以较长而密集的时间和社运组织或弱势团体合作,协助调查或是帮忙推动社运。而且强调必须远离学生熟悉的场域进行实习,因为成露茜认为知识份子必须被改造,改造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远离惯性,那是成露茜亲自设计的核心课程,如今也变成社发所的招牌特色。

实习课让学生有机会深入城市,了解城市里的荒谬政策;也让学生有机会离开城市,到偏远部落实习,明白有别于都会的文化与生态。学生必须透过实习课程来反思课堂上的理论,透过离开熟悉的环境来切身体会自己的理念。

成露茜曾向她的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:「以前毛泽东下乡时,提到农民们因为物资缺乏,常常是一家人共同舔一条鹹鱼配饭吃,做为组织工作者,究竟该不该共同去舔那条鹹鱼来表示同甘共苦呢?」从八○年代的中国城,到九○年代的台湾,甚至今天,都没有一定的準则与答案。

夏晓鹃坦承,「实验过程中当然也有摩擦与冲突,甚至向成露茜呛声,但是德高望重的 Lucie 从没有因为我对她的工作方法不认同而不高兴,反而很认真聆听我的想法,并放手让我去做我认为该做的事情。」社发所在世新大学里犹如未爆弹一般,随时都可能和校方出现冲突与火花,只要成露茜不在,夏晓鹃便常常因为社发所兼具「实践精神」,上街头抗议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,而被世新大学校方盯上,遭到校方训话。

当时世新大学校长是成露茜的姊姊成嘉玲,社发所学生在校外处处与学校当权者对抗,成露茜的角色显得异常尴尬。譬如知名的反对高学费运动,每年私校都会大动作调整学费,而年年喊涨的压力让许多学生受不了,因此,某年私校社团组织「反高学费联盟」,串联支持反高学费,并且集结学生前往行政院抗议。

夏晓鹃支持学生这幺做,因此也前往声援,但最后却被误解成夏晓鹃是背后操控学生站出来反对高学费的黑手。世新大学校方对此非常不满,认为具有教师身分的夏晓鹃怎幺可以煽动学生,堂而皇之地反对学校?甚至有心人还以讹传讹,指称上街头反对的学生穿着「成」字样的t-shirt!

成嘉玲校长把夏晓鹃叫到办公室内,数落她为人师表怎幺可以煽动学生,但夏晓鹃解释,她是支持学生,并非煽动学生,「私校许多学生都是工人家庭出身,学费涨太高,学生得打工,就无法专心唸书,恶性循环下,私校相对于公立学校便是弱势,因此学生有权上街头向政府要求和公立学校一样,给予平等对待、给予更多补助。」

还有一次,大学部请求夏晓鹃支援一学年的课程,夏晓鹃安排了丰富多元的社运议题,而那年碰巧遇到劳工大游行,夏晓鹃不在课堂上讲课,她要求学生上街进行田野调查,收集游行的传单、劳工的诉求心声等,结果又有人向校长打小报告,传言夏晓鹃逼迫学生去参加游行,成嘉玲只好又把夏晓鹃叫到办公室。

社发所在校外「惹麻烦」也就算了,夏晓鹃代理所长成露茜出席校内的行政会议时,夏晓鹃也是有话直说,毫无顾忌。结果又有人向成露茜打小报告,当着她的面讥讽她一手提拔的夏晓鹃:「好嫩,居然在行政会议讲那种话!」

面对这幺多的争议与冲突,成露茜夹在中间,偶尔她会把有心人的挑拨当成一件好玩的事情揶揄夏晓鹃:「耶,有人说妳好嫩,哈哈。」既然成露茜一开始选择放心、放手让夏晓鹃去运作社发所,她便从不干涉夏晓鹃的教学方式,也从未暗示、明示要她谨言慎行,减少与校方的冲突。夏晓鹃说:「做为一个主管,她展现了无比的担当,就算学校或其他单位对我们在社发所做的事情不以为然,她从未回头对我指指点点,也从未说她为我们挡下多少子弹。」

「我最大的遗憾,就是没有能够更好地推动研究跟实践的结合。」二○○八年四月的时候,成露茜坦白地说,她在台湾最大的成就就是创立了社发所,但是最大的遗憾也在此。

研究跟实践结合的创见或许正确,但是她自责没办好,如同在中国城失败的蔬果合作社一样,赚了钱,华人都拿去买电冰箱和洗衣机了。

研究跟实践结合很困难吗?

世新大学社发所甫成立时,是高等教育中十分前卫的研究所,研究所里的教授很辛苦,左手要带领学生走出校园,挑战社会体制,右手又要进行研究、发表论文,学生更在理论与实践过程中培养了难得的批判力与行动力。但是随着时间更迭,具有社会运动经验的新生减少了,师生间也开始出现保守的声音,校园的围墙无形中升高了,师生走出校园的动力也显得踌躇。

成露茜曾经公开地检讨社发所,她说:「『有学有术、实践基层、回归理论、再造社会』可以当做一个检验的标準,到底社发所经过这十几年后,我们可以透过这十六字箴言检视看看,有什幺是我们还没做到的?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虚幻的口号,它根本就是不可能做到的,但是我们希望的是取得社会的共鸣,到底它有没有成果?有什幺样的成果?」

具体的成果或许很重要,但隐形潜藏的影响力或许才是社发所的资产。夏晓鹃说,「世新大学社发所从一九九七年创所到二○一○年,大约有一百六十个毕业生,他可能是某个社运团体、某个NGO组织的一员。他也可能不在这些团体工作,他离开校园后,只是一般职场上的职员,但是因为他在社发所的训练,改变他的世界观,改变他对问题的分析的方式,那也发挥非常大的作用。」

她举例,有学生是在立法院国会当助理,因为社发所的实习课程,他进入「南洋台湾姊妹会」实习,对于移民有了新的认识与看法,后来「南洋台湾姊妹会」结合许多团体,有意监督立法院修法改善移民人权,这位学生了解立法程序、对议题也熟悉,因此就发挥了关键的作用。

社发所的成果并非显而易着,也许无法量化,但事实上每一个社发所培养的种子,早已散落在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呼吸着、茁壮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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